但是，在过去的一周，我们意识到：我们需要丰富我们曾经认为值得欣赏的“快的内涵”--在“营业额和利润率的增长速度”以及“战略转型和流程响应的执行速度”之外，一家公司如何对突发的区域性灾难事件做出快速反应，如何发挥公司这一组织的杠杆作用，迅速整合内外资源，为人们度过困难时期贡献一己之力。我们不妨称之为“赈灾CSR（企业社会责任）”。

      毫无疑问，这一次，企业们行动得很快，在厄运突降四川之后。在震后的四天之内，眼见越来越多的企业解囊捐赠，我们曾经试图对来自企业的捐赠情况做全面的数理统计，不久之后，我们便放弃了。一方面，加入捐赠的企业不断增加，另一方面，已经捐赠的企业还不断追加捐赠额，这会使得实时的统计播报，失去准头。

      不过，即便没有关于企业捐赠情况的准确统计，包括电视、网络和平面媒体上依然不断出现各类公司捐赠的新闻通讯。滚动的通讯带来的是海量的网友评论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评价着“企业的善举”。

      第一次在公众如炬的目光下实践CSR，公司们都或多或少感受到压力。

      最新的例子，是王石的烦恼。王石是上市公司万科的董事长，亦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企业家。而近期，这位话题人物开始进入另一场舆论风暴眼，事出他在博客上发表的若干他个人对于“企业捐赠活动”的观点。

      5月12日，地震发生当天，万科集团总部决定公司捐款人民币200万。鉴于万科的市值规模以及行业地位（2007年，万科销售额排名内地第一，超过523亿元，净利超过48亿元），有部分人通过网络表示对万科捐赠额的“不以为然”，尤其是在这次大灾之后，慷慨解囊、千万级以上的企业捐赠者不在少数，因此，不少网友“呼吁万科再多捐点，不要显得寒酸、抠门”。

      两天后，王石开始在个人博客上做出连续回应，“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，我当然表示敬佩。但作为董事长，我认为：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。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，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，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。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，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，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，而不成为负担。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，有条提示：每次募捐，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。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。”

      对于他所理解的“可持续的捐赠活动”，王石进一步解释说，“中国的沪深两地股市约2000家上市公司，如果一家捐20万，虽每家捐赠数额有限，加起来就是四个亿，很可观的一笔款项。但上市公司捐款的数量又是多少呢？所以号召更多的企业参与更有社会积极意义。”

      与王石所言相对应的是，在地震第二天，王石任理事会秘书长的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，联络中城联盟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、欧美同学会、数字中国等六家企业家NGO组织开秘书长联席会议，号召所在会员捐款，金额为5万、10万、20万三个数量级，并最终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，用于学校重建和受创学生的治疗和心理辅导。六个组织共筹集款项800万元。

      对于王石的最新回复，网友显然并未满意，甚至有人开始提及王石可能逾7000万的年薪。

      很显然，王石的“烦恼”并非个案。在地震发生当晚，盛大公司捐出100万元，随后，又发动用户、员工、全球合作伙伴再捐赠300万。但是，这并未给这家网络游戏公司带来“好善乐施”的声名，一些玩过《传奇》的人，甚至表示会因为盛大的“吝啬”，而舍弃盛大游戏。5月16日，盛大宣布，“经公司抗震救灾领导小组连夜开会决定，向在5·12特大地震灾害中受灾的四川汶川等地区追加捐款至1000万元人民币。”

      更被动的，或许是一些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。对于这些公司，如何赈灾，捐赠多少，这是需要等待亚太总部或者全球总部的决策。一家著名的IT企业，在灾后，立刻启动公司应急机制，甚至立刻设计一个可以直接从员工工资帐户扣款的捐赠平台，但是当内部员工捐款超过200万之后，不少员工开始对公司尚未以公司的名义捐款表示不满……

      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越来越多的公司，乐于宣讲CSR。尤其是那些倡导“世界是平的”的公司。那么在“平的世界”中，公司需要密切关注、冷静思考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实践CSR，否则，它成为一记打在公司脸上的耳光。

      当然，另一个方面，当我们高喊众志成城，呼吁众人拾柴火焰高时，也需要适度控制一下我们澎湃的急切的赈灾之情。毕竟公司是一个法人主体，他们亦有需要遵循的法律与决策流程。